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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四川资源

时间:2018年05月03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字体: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四川资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川实践”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5月3日)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被剥削劳苦大众的伟大导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马克思那样,时刻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命运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命运;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马克思那样,把自己学说的命运同社会现实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了,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他的思想在人类永放光芒,让他的理论在中国结出硕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化学反应”,产生了新“物质”,三次飞跃分别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每次飞跃都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在生动的实践中发展,包括四川的实际和实践。“化学反应”需要空间、物质、条件(溶剂、压力、温度、催化剂)等资源,四川是中国的缩影,四川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人才、环境和空间等资源。
  一、为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广阔空间
  马克思国家政权理论主要是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空想社会思想的批判,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国家观的批判,并且在借鉴卢梭、黑格尔、摩尔根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发展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革命实践,通过巴黎公社式的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四川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中国化,学习实践执掌政权的重要基地。一是体现在川陕苏区政权建设实践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的纲领和路线。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建立农民自己的地方组织和政权的尝试与探索。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政权的认识和实践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要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到川北,创建川陕苏区。1933年2月中旬,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四方面军从入川到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在川陕苏区的两年又四个月里,创建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四川的通江、巴中和旺苍曾是川陕苏区的核心区域,川陕苏区40多个党政军领导机关驻扎四川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川陕苏区的政权建设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开辟人民政权道路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和实践,还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为中国共产党掌握治国安邦的本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是反映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征经过四川时对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中国道路的独立自主的探索上。大家都熟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起点,却不够关注红军长征在四川停留的时间最长,经过的路程最多,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最多。通过鸡鸣三省会议、会理会议、磨西会议、泸定会议、懋功会议、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炉霍会议、甘孜会议、求吉寺会议等会议,党中央不仅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而且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确保了长征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三是体现在红军长征在四川境内创建中国革命史上首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上。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在红四方面军的协助下,四川的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绥靖县(今阿坝州金川县城)成立了回族苏维埃政府,小金、阿坝、卓克基、瓦钵梁子区、周伞等地建立了藏族苏维埃政府。在中共大金省委的具体组织下,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它接受中共大金省委的直接领导,隶属于西北联邦政府,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也是党在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实施、发展、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了鲜活经验
  一是红军长征在四川时党的民族理论和实践有了突破性发展。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自决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总原则。中国共产党自建立时起就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行了早期的探索和实践。红军长征进入民族地区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篇章。红军入川在四川停留的时间最长,而大多数时间是在我省的民族地区,红军长征在四川时党的民族理论和实践有了突破性发展。1935年4月,红军入川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明确提出:“不论汉族、苗族、夷族(布依族),不论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了“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政策主张。红军长征时期,党的统一战线不仅针对少数民族下层群众,而且把联络和争取民族上层人物作为重点,且取得突出成就,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故事就书写了民族团结的美好篇章。在藏区,考虑到当地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复杂,红军更加注意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红二、六军团在藏区公告称:“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长征时期红军还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途径我省彝区藏区时,加入红军的少数民族战士很多被党培养成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例如著名的藏族干部天宝等就是长征中成长起来的中共高级干部。
  二是稳藏必先安康的丰富实践经验。我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是仅次于西藏的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地处甘、青、藏、滇、川五省民族走廊。我省藏区的发展和稳定关乎四省藏区和西藏的大局,更关乎全国的大局。近代以来,藏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均与康藏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西部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尤为重视康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了“稳藏必先安康”的国家战略。我省藏区长期以来不仅面临发展的任务,而且承担着繁重的稳定任务,主要是与达赖集团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四川藏区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强有力的藏区党组织成为团结广大藏族人民群众不断探索改革、发展、稳定与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保障。
  三是积累了我省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攻坚工作经验。我省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我省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力度。通过藏区“六项民生工程计划”和彝区“十项扶贫工程”持续推进,近年来我省彝区藏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2017年底,凉山全州500个贫困村退出、13.67万贫困人口脱贫,267.9万农村群众实现“安居梦”;甘孜州全州顺利完成2017年366个贫困村退出、1787户48524人脱贫年度目标任务;阿坝州除九寨沟县因灾推迟验收外,其余4个拟摘帽贫困县(市)通过省级验收,239个村退出贫困序列,30311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三、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提供了优秀人才
  马克思关于战争和军队的研究和认识,主要包括战争观、军队理论、暴力革命理论和作战指导理论等,是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指南,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大地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尤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了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杨尚昆、陈毅、罗瑞卿等著名川籍革命家。他们群星璀璨,其中四人是开国十大元帅。他们颇具军事才华,从创建人民军队到探索现代化强军之路,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与毛泽东共同开创“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朱德、陈毅同毛泽东一起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朱德主持召开了饶平茂芝会议,这个会议与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浏阳文家市会议一样,解决了革命的方向问题,实现了从进攻大城市转向进军农村的重大战略转变。邓小平不仅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而且一贯拥护毛泽东巩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为此1933年他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起被批判。可以说,他们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创立者、坚守者和自觉践行者。
  二是他们协助毛泽东胜利地组织和指挥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南昌起义到引兵井冈山,从五次反“围剿”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百团大战到百万雄师过大江,从逐鹿中原到解放全中国,川籍革命家指挥了无数中国革命史上的精彩战役,战功赫赫,他们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得到有力彰显,他们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三是与毛泽东一起创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军事思想。其一是参与创立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初期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队伍,为把它建成一支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以朱德为代表的川籍革命家与毛泽东一起提出了关于建立人民军队许多方针、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三军统帅的朱德,他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结合红军的实际,对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党的领导、政治工作、革命纪律、人和武器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深刻的阐述,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更丰富。其二是参与创立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比如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朱德就提出:“应武装全苏区劳动群众,分布在各个战线上,钳制敌军,分散、疲惫与瓦解它的兵力,使红军各个兵团,得以行动自如。”再如,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提出“以民为本,综合群力”。等等。这些思想充分地融入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中。其三参与创立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比如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三次“进剿”的过程中,朱德和毛泽东把红军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指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再如长征时期陈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他把这些经验上升到战略的层面。1939年9月 15日,陈毅发表于《抗敌》杂志上的《论游击战争》系统阐释了我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再如刘伯承提出的“瓦解敌军,善而养之”“敌进我进,因粮于敌”等等。再如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精炼地概括了八路军作战的特点:秘密、迅速、坚决、干脆。这对我军贯彻持久抗战思想、壮大人民革命力量都有重大贡献。其四参与创立发展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来适应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如朱德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些思想理论。再如聂荣臻大力倡导发展科学技术,促进国防科技现代化发展,开创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等等。
  四是邓小平继承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邓小平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对人民军队的创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新时期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实际出发,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未来战争带来的重大影响,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准备中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成为新时期我军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科学指南。
  四、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提供了生动实践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博大精深,浩荡如海。马克思最重要的两大发现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四川不仅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家乡,更是改革开放的实践沃土。四川的经济建设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提供了生动案例,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一是提供了“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当前军民融合发展的四川智慧。由于四川地处西南腹地,地形又以山川丘陵沟壑为主,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四川成为国家“三线”建设重要阵地。当时全国工业投资的1/8、国防军工投资的1/4集中到四川,使四川成为我国国防军工科研主要基地。如今依托“三线”建设打下的雄厚基础,四川已经成为全国唯一以军民融合为突破口的省级全创区。
  二是提供了开全国先河的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众所周知,“敢为天下先”的广汉人1978年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牌子,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四川还率先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禁区,创造了产销双方直接见面的新模式。1978年10月,四川省委、省政府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6家企业作为放权让利的试点。宁江机床厂、成都无缝钢管厂、新都县氮肥厂等成都企业成为四川改革的先行者。四川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生产资料广告,那就是国营宁江机床厂于1979年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承接各种精密、高效单轴自动车床、典型工件等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的广告。尽管广告引起了争议是非,然而市场反响却十分良好。广告见报后不到两个月,宁江机床厂已签订了1300台机床的供货合同,相当于原来全年产量的两倍多。
  三是当前四川自贸区实践等对全国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了鲜活经验。2017年4月1日,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整个西南的经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辐射作用,将引领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改革向前推进。
  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闪光智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四川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人才辈出,不仅出了邓小平这样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更有以杨超为代表的理论专家,他们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哲学观点,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首先,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邓小平准确把握经济落后国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大转化,提出了诸如“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个有利于标准”等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确立了理论基础。其次,它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论。邓小平重新确立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对于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事实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思想,成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更可贵的是邓小平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式的理解,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创新理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最后,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邓小平强调要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他善于从对立中把握统一,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系统发展观,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重大关系,如“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公有制为主体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改革开放搞活与加强法制建设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等等。
  二是以杨超为代表的理论专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杨超(1911.12-2007.05),四川达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著名哲学家,毛泽东哲学体系的研究专家。延安时期杨超专事党的哲学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曾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秘书科长、中央宣传部文委秘书、中央社会部指导科长、重庆办事处情报科长、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杨超提出“两类范畴”(认识过程的范畴、实践过程的范畴)“三大支柱”(实践论、矛盾论、过程论)及“四条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平衡不平衡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超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事实上是由《试论毛泽东哲学体系》哲学笔记整理而成的第一部哲学著作,1982年再版时更名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这本著作厘清了很多重大哲学理论问题,为实现邓小平所倡导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中国化做出了四川贡献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本品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阶段的时代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为“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是巴蜀文化为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2015年8月四川成为全国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之一。担负起国家试验的历史重任,四川绝非偶然。光环背后,有深刻的自然历史根源。众所周知,四川不仅山川秀美而且文化底蕴深厚,巴蜀大地虽然风光旖旎但大多其实是地质灾害破坏地壳后留下的堰塞湖等;巴蜀大地虽有成都平原,但大多是山地、丘陵,而且由于四周高山、高原的阻隔,造成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交通困境。为了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作斗争,为了消解盆地内外商贸往来的高成本,巴蜀人只有自力更生利用身边的资源提高生产力水平、提升生活品质,从而孕育了四川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敢于斗争的拼搏精神。邓小平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及求真务实的开拓精神受到世界普遍赞誉。他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等创新理论,固然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相关,也得益于他毕生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不断从中汲取科学的力量源泉,但更得益于巴蜀文化对他的熏陶。从邓小平身上,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四川人的拼搏精神、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勤劳俭朴的务实作风。
  二是四川统筹城乡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四川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边远落后的山区和富饶的成都平原并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同时并存。为探索城乡协调发展,成都市等地积极探索,形成了统筹城乡的户藉制度、投入机制、环境治理和保护制度、土地制度等等实践经验。比如成都市郫都区坚持政府引导与社会协同相结合,探索了一条统筹城乡、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路。
  三是为全国绿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省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天然林区之一和重点水源涵养区。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由于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我省原始林被大规模采伐,天然林面积锐减,全省森林覆盖率曾一度下降到13%。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开始控制天然林采伐量,着手建设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但仍不足以扭转森林植被衰减势头。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国家决定全面停止长江上游地区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20世纪末,我省高度重视天然林保护,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已累计营造森林1亿多亩,与1999年相比,2014年雅砻江末段的泥沙输出量减少了62%,我省森林涵养水源已超过700亿吨,接近两个三峡水库的设计库容。而今我省的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已经基本建成,全省人民正朝着2020年全面建成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而奋斗。
  四是提供了内陆省份的开放发展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关于两极世界的理论预测和关于中国海上、陆地的开放论述,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思想引领和指路明灯。四川虽是内陆省份,却积极融入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中。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四川迎来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难得契机。近年来我省坚定不移实施“三大发展战略”,以四川自贸试验区和天府新区建设为引领,以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国际合作园区等为承接载体,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为支撑,进一步加大投资促进力度,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了建成内陆经济开放高地的步伐。目前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四川331家,17个国家在成都设立领事馆。
  五是提供了共享发展的四川经验。1986年邓小平在四川过春节时,曾对养兔专业户任旭平说过,“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改革开放40年来,四川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既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发展积极性,又坚持共同富裕的共享发展思路。近年来我省在精准脱贫攻坚方面积累了发达县市帮扶贫困落后县市的四川经验,比如乐山市把理塘县视为“第12个县”,以“输血+造血”的方式对口援建理塘县,创造了鲜活的四川共享发展经验。
  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四川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这一思想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又根据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探索,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时代条件与实践要求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根据新的实践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定政治立场与深厚为民情怀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旗帜鲜明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又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等,彰显了人民至上的鲜明立场,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特别是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的重要讲话,更为我们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编辑:杨承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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