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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强:以“区块链”思维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时间:2018年04月22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字体:


李后强:以“区块链”思维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理论有个体悟、贯彻、落实的过程,理论也不是生硬、刻板的照搬照抄。在以党的十九大和乡村振兴战略有关理论指导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把问题具体化,与当地时间结合做到乡村治理创创新“上接天气 下接地气”。当前最火热的“区块链”现象,可以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提供一条新创新路径。
  2018年3月8日,在参加全国人大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五个方面的内容——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这五个振兴就与区块链的思想存在着关联。产业振兴对应着区块链的分布式特征:产业振兴不是某地某人的发展,而是全局性、整体性的发展,组成这个整体的是分散的个体或组织,个体或组织有规律的经济行为的总和构成了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对应着区块链的智能性和自主性: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是每个人、每一类主体潜能的充分释放,这就像区块链的运作要充分依靠每个区块作用的充分发挥一样。文化振兴对应着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区块链之所以能运作,关键是基于算法形成的共识机制。乡村要振兴,也要形成基于健康文化的共识。生态振兴对应着区块链的保密性:区块链是一个稳定的系统,这个系统有着对抗外部干扰的强大的能力。乡村振兴也要建立可以抵抗经济互动外部性问题的机制,在发展过程中保持乡村良好环境。组织振兴与人才振兴类似,说的都是主体的问题,不同的是,组织振兴强调的是多元主体作用,体现着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概念,乡村振兴需要每一类主体作用的发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组织。
   一、郫都区有乡村治理的扎实基础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熟悉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农耕文化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受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影响的群体。每个中国人都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中国有乡村治理最厚实的根基。作为川西农耕文明核心区,成都市郫都区的发展历程能够代表中国乡村治理探索路径和基本现状。
  (一)郫都区有乡村治理的先进经验
  自1982年宪法规定废除人民公社,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之后,中国乡村治理之路已经走过了整整36年。在这36年里,中国乡村治理进行非常多的实践探索。尤其是近几年,关于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全国各地有很多创新,典型的有江苏沭阳的村级党群议事会制度、广东云浮的乡贤理事会制度等,四川郫都区则探索出村民议事会制度。
  2008年,为了配合产权制度改革,郫都以村民议事制度为突破口,建立了“村民议事会”。村民议事会是村级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和监督机构,议事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议事会对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村“两委”成为村民议事会的执行机构,负责落实议事会的各项决定。议事会是村民自治的有效办法,极大地激发自治内在动力。
议事会制度做到了村民自治的“五个结合”,即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结合、政府引导与社会协同结合、主体化与多元化结合、法治与德治结合、区块链与价值链结合。特点是:对象精准,辨识力强;主体明确,战斗力强;方法有效,推进力强;路径科学,摩擦力小;制度规范,塑造力强;成效明显,辐射力强;前景广阔,生命力强;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耦合度高、协同度高、公益度高,公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强。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具有高度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
  (二)郫都区有乡村治理的“无形资产”
  两个月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郫都区战旗村考察调研,就乡村振兴战略做出重要指示:“在实现了温饱、实现了全面小康以后,我们还要继续振兴乡村。农村的发展不单是产业发展,不单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化生活也要搞好。”总书记的这段话既是对郫都区农村工作的肯定,也对全国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我国,国家领导人视察过的地方,一般都具有“领导效应”,这种效应通过固化、转化、升化,能瞬间提升区域的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对外宣传品牌价值、产业产品经济价值等。习近平总书记到郫都区战旗村考察,这是郫都区乡村治理的无形资产和重大品牌,我们要把“总书记指示”转变成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把“总书记关怀”转变成政策优势、项目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
  (三)郫都区有乡村治理的有利条件
   郫都区是一方人杰地灵的宝地,具有“创新创业基因”“乡村善治基因”“世界开放基因”“上善若水基因”“官民互动基因”,把这些基因发扬光大,辐射社会,形成共识,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善治。具体地说,郫都有四大优势。
   一有历史底蕴。郫都区是川西农耕文明核心区,2700多年前的西周末年,望帝杜宇在郫都区建立了蜀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首都杜鹃城,教民农耕。郫都农耕文明从那时起到现在从未断过。郫都是豆瓣之乡、蜀绣之乡,其“灌区轮作系统与乡村林盘景观”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目前正在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二有创新精神。乡村治理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变革,需要大胆创新体制机制。郫都区的农村农民从来不缺乏创新精神,是当代农民创新的典范。郫都区是农家乐的发源地,农家乐把生产生活变成了旅游产品,是一、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早实践。近年来,郫都传统农业正向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农文旅共融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转型发展。
  三有发展基础。2016年,郫都区在全省175个县、市、区经济规模、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发展速度、经济效益等五个方面经济发展情况综合评价中排名第7。2017年,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中排名第40位。郫都区经济基础雄厚,背靠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必需的资金保障和政策红利。
  四有坚强领导。郫都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工作,明确提出要在成都市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出了实施“六大工程”、开展“四大行动”的着力方向。
  (四)郫都区有乡村治理的光明前景
  《道德经》中提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这句话说的是万物生长的普遍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郫都区乡村治理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道”,是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必然逻辑。乡村振兴战略已经为我国农村发展、乡村治理确定了基调和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德”,得道即为有德,遵循乡村振兴和乡村善治的规律制定政策。根据国家政策,郫都区制定了《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工作方案》。
  “物”,是一定的经济基础。乡村治理当然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研究显示,很多乡村治理搞得好的地方,也都是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地方,二者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势”,可以理解为乡村振兴政策的时代背景。对比别的区县,郫都有非常好的“地势”,那就是背靠国家中心城市成都的区位优势。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郫都依靠成都,不仅可以获得物质、经济、政策支持,交通的便捷,还有政策的先行先试、信息的活跃、观念的冲击。
李后强:以“区块链”思维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二、区块链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一)区块链的概念与内涵
  为了更好地理解区块链问题,我们可以把区块链看做一条珍珠项链,一个个珍珠就是区块(数据块),而连接珍珠的链子就是各种关系和机制。区块链推动互联网从信息层面到价值层面再到秩序层面,成为以“共享经济价值链”为主要特征的“分布式商业模式”。
  从形式上看,区块链实质上是一个没有中心的数据库。在内容上看,区块链是密码编组的、相互关联的数据块。每一个“区块”中都包含了当次交易信息和联系上一次交易的信息。也就是说,区块链是按照时间顺序将数据块连接的链式结构,其独特之处是以密码学和算法保证交易纪录的安全。
  在构成上,区块链由一个个独立的区块链接而成。每次写入数据就创建了一个新的区块。每个区块又包括两个部分:区块头和区块体。区块头记录的是一些特征值,用于与上一个区块链接,区块体记录的是当前区块的实际数字。所以,如果改变区块链中的任何一个数据,一定会导致整个区块链的全部更改,所以,除非更改整个区块链中51%以上的区块,才能解决由单一更改带来的体系性问题。而由于区块的分布式存储,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不懂“区块链”可能不是科学人、现代人。
  区块链系统由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激励层、合约层和应用层组成。 数据层是由数据区块、数据加密、时间印记等以算法记录的基本数据;网络层包括分布式网络组织、数据传播和验证的规则;共识层是关于共识算法的约定;激励层是规定了区块链中的经济激励方式;合约层集成了各类算法、各种脚本,用于区块的编写;应用层可以看做区块链的各种应用情境。
  (二)区块链的四大技术创新
  一是保密性,存储在区块链上的信息有一种“内部开放性”,只要获得授权,都可以获得区块链信息的访问权限。但是访问者的信息是高度加密的。
  二是分布性,交易记录由分布在各地的诸多节点来完成,且每一个节点都记录全部的信息,因此每个节点都可以验证交易真实性。除非破坏所有的节点,否则账目就会存在,从而保证数据安全。
  三是共识性,就是所有的节点如何保证记录方式有效性的共识。最常见的共识机制是工作量证明方式,只有修改了51%的节点,才能伪造记录。当节点足够多,这基本上是做不到的。通俗地说,如果中国一名微博大V、美国一名虚拟币玩家、一名非洲留学生和一名欧洲旅行者互不相识,但他们都一致认为你是个好人,那么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你这人还不坏。
  四是自动性,基于数据的真实可信,按照预先定义好的规则,可以自动化的执行标准化的合约,从而大幅度减少工作量。区块链可以完成自组织化,我们传播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区块链可以保证存在性、真实性、唯一性,过程内容的自动登记、自动验证、自动获权、自动结算、自动备案,形成一个无中心的可信的可追溯的流通生态系统。
  (三)区块链与乡村治理的相通之处
  从非对称加密和授权技术来看,这项技术对群体内的每个成员来说,既具备“安全保障性”也具备“内部开放性”。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多样的,包括基层党组织、有村民委员会、乡村经济组织、乡村非政府组织等。对乡村治理来说,乡村治理的每个主体都有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力,乡村治理的所有事务在主体之内都应是公开的,每个主体拥有与其他主体相同的权限。
  从分布记账来看,这项技术意味着群体力量的整合,体现着分布性。乡村治理公共事务的实现,需要每个乡村治理主体也就是每个群众分别贡献自己的力量,最终汇成整体性的结果。一旦在这个群体中形成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的局面,乡村治理的大局是不容易被更改或者逆转的。
  从共识机制来看,如同区块链的基础是共识算法一样,凝聚共识、取得共识是乡村治理的基础,这里面也有一个对共识的认同程序。
  从智能合约来看,这项技术对应着自主性和智能性来看,乡村治理是多中心合力,不同于那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压服,更强调主体间的平等性。由于乡村范围内的共同生产生活,乡村治理知道哪些人、哪些主体更适合哪些工作,能做到乡村公共事务的职能化分配。
  三、乡村治理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历程:速度逐步加快,体系逐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定不再以政治斗争作为基层社会生活的总基调、总纲领,其目的是为了配合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整体任务的转型。但为了获取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各种资源,国家维持了对基层的资源汲取和城乡二元格局。国家对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公共投入微乎其微,各种“三提五统”征收却非常繁巨,农业始终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主源。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乡村治理发展历程速度逐步加快,体系逐步完善。
  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 
  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汲取才宣告结束。
  2010年,国家修改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出现“社会治理”的表述,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7年,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的目标。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思路和要求。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二)农村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
  一是农村空心化造成的治理主体缺乏。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乡村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乡村各种资源要素加速流出,尤其是人的流出。乡村各种精英人才通过升学、务工、投资等各种方向城市流出,乡村已经成为“遗忘之地”。据统计村人口从2005年的近7.5亿减少为2017年的约5.7亿,“空心村”现象在各地都有出现。很多乡村中只有留守的老人和儿童,导致乡村治理缺乏主体。有的乡村甚至连村两委换届都缺乏合适人选。
  二是多重因素冲击的乡村思想混乱。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就有不适合乡村治理的因素。传统经济形态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型自耕农经济,小生产的“小、散、乱、足”,造成了中国人没有“公共”观念,缺乏公益之心。历次文化运动冲击了传统文化秩序,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一直没有完成。改革开放后,也没有对“文革”在思想领域的余毒进行彻底清理,更为严重的是,源于对发展的不当理解,拜金主义、信仰缺失等问题又相继凸显出来,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未得到继承,反而是很多糟粕沉渣泛起。在一些农村地区,不良社会风气有所抬头。不赡养老人的不孝之风,大操大办的人情之风,建庙问神的迷信之风,执迷不悟的赌博之风等,不仅与农村原本的勤俭家风、朴实民风和文明乡风背道而驰,也与基于法治、规则的现代治理理念格格不入。
  三是监管缺失导致基层权力失序。乡镇和村两委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运行失序和“微腐败”行为频发,严重破坏干群关系。乡村腐败主要发生在土地拆迁、土地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等领域。其中与土地相关的腐败最为严重,也影响最坏。
  四是公共服务滞后影响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农村部分基础设施如道路、饮水等相对得到了改善。但从整体上看,乡村公共服务存在着严重不足。生产性服务、环境、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的公共服务还远远不能满足乡村发展的需要和农民群众的期望。投入不足造成农村污染严重,排水、厕所与垃圾处理落后,环境恶化。而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也出现较大缺口,城乡资源分配不均,差异巨大。
  五是机制平台缺失削弱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治理缺乏机制和平台,既未能有效利用乡村内部资源,也没有为乡村社会争取外部资源。乡村治理主要依靠接受政府的转移支付和项目建设,乡村自身动力不足。乡村治理缺乏有效的载体和机制,不能够联络多方主体,乡村群众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非常有限,自治权利没有充分行使。治理未得其实,仍然是有限主体自上而下的管理。
  六是权限分割、观念落后导致党政基层组织功能阻碍。首先,乡镇职能弱化,乡镇作为一级政府财政正在消失。从管理权限看,乡镇政府更像是县级政府的行政部门和办事机构,大部分设立在乡镇的行政性部门由县市垂直管理,事权从乡镇向县市集中。其次,村委会行政化严重。村干部工资来自县级财政、村委会被当做政府的下属。再次,当前乡镇、村两级党政组织的社会治理观念陈旧,管控思想严重,把“维稳”当做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任务。以上几点共同了党政基层组织社会治理“促动者”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七是村级黑恶势力影响乡村稳定。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尤其是来自于乡村群众的制约,村级黑恶势力抬头,有些地方的村霸问题突出,有的村霸利用宗族势力或黑社会流氓干扰村级选举、侵占村集体资产、欺压农村群众。有些甚至进入基层干部队伍,侵蚀农村基层政权。
  八是非制度化维权冲击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经济发展和信息的广泛传播,乡村群众自我意识、权利意识觉醒,其维护自身权利的意愿非常强烈,但是当前的制度设计中,普通群众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缺乏制度化的维权渠道或制度化维权的成本高昂,更多地采取非制度化手段维护自身权利,如“上访”等,村、乡镇两级政府的“截访”行为又加剧了矛盾冲突。为了减少“上访”,乡镇、村常常在制度之外给予上访人经济补助,更加剧了“信访不信法”思维。
  (三)乡村治理问题的特征
  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如同农村面源污染一样,尤其在非特定区域,呈现出广泛性、差异性、隐蔽性、模糊性、滞后性、监测困难性和空间异质性等主要特征。
  一是广泛性。中国作为全球最早进入农耕文明、保持农耕文明最久的国家,发展出一整套严密维护农耕经济的政治、文化、法律、宗教、礼仪、习俗等,乡村治理对中国来说,疆域大、历史久,问题面广量大,在全国各地农村广泛分布,局部问题具有普遍性。
  二是差异性。当前中国乡村治理问题存在区域差异,不同地区的乡村治理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治理问题有趋同的特点,而欠发达地区由于基础条件、区位条件、地貌特征、农民的富裕程度等差别,问题有很大的不同。从地区的社会文化状况来看,农民基本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区域差异角度,也构成了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内生基础。
  三是隐蔽性。近年来,我国乡村治理的很多问题都掩盖在乡村发展成就之下。比如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增加、粮食总产和亩产增加等。在满足于成绩时,很容易忽略农村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另外,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向边缘人群的政治行为,就会发现还有隐蔽的乡村治理实践,而这个隐蔽的实践空间或许是地方治理乃至国家政治变迁的策源地。
  四是模糊性。我国农村有句俗语叫“拔出萝卜带起泥”,意思是事情办得不圆满,反而还引起别的麻烦。乡村治理很多问题纠葛缠绕,很多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连带关系,很难确切说明哪一类问题占据主导地位,哪一类问题是次要。
  五是滞后性。乡村治理的问题属于社会问题,其负面影响不像经济问题那样会立即凸显,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发酵,但是如果不加重视,有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更甚者会拖累经济发展的速度,葬送经济发展的成果。
  六是监测困难性。由于乡村治理问题本身具有隐蔽性,且社会问题本身难以定量表达决定,不像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几个指标、数值进行清晰表述。很多治理问题的发展变化是难以觉察的,问题会造成什么后果也难以估计。
  七是空间异质性。空间异质性本是生态学术语,是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对乡村治理来说,就是指各地乡村治理问题的类型不同、性质不同、梯度不同,要分类推进,对症下药。比如根据土地利用的地域分异规律、土地用途、土地利用方式等,将当地的土地利用情况,按照一定的层次等级体系划分为若干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别。再比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分析区域生态特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异规律,确定不同地域单元的主导生态功能,维护区域生态安全。
  八是长期性。由于长期的投入不足、重视不够,我国乡村治理欠账多,乡村治理机制的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主体的能力培养、乡村治理资源的有效展开、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选择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因此,乡村治理要实现“三联”。一是联合,实现共建、共享、共有。二是联结,实现思维技术模式流程联结。三是联动,实现共识机制激励联动、公开、透明。
李后强:以“区块链”思维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四、区块链思维引导的乡村治理变革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聚乡村社会治理共识
  区块链的“去中心”特点不是没有组织,而是自组织,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组织。这种自组织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形成凝聚共识、践行共识的良性互动局面。我们知道,共识是区块链运行的基础,没有共识的形成,交易主体无以确定认可交易记录的形式,保证交易的安全性,区块链就缺乏记录的规则和公信力。同样,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没有各方认可的共识,就不能打动人心、集聚力量,乡村治理就缺乏思想保证。乡村社会治理的共识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产业发展共识,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乡村社会治理也要在致富奔康的过程中体现,乡村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的保障机制。二是发展民主的共识,乡村社会治理要发展村民民主权利,扩大参与的主体范围、事务类别,实现乡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三是平等合作的共识,区块链的主体地位是平等。要改革党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方式,多做促动、协调、沟通、联络,少用控制-命令手段,要以促进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和自我治理为目标。四是法治的共识。首要要在国家法律法规、大政方针范围内开展乡村治理;其次要承认村民在治理过程中自我形成的规则体系、乡规民约的价值。
  (二)发展乡村经济,凝聚乡村治理必须的人才、资源要素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区块链是为经济活动服务的,实质上是人类交易方式的发展和进步。而乡村治理问题也绝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解决乡村治理的基础性手段是乡村产业的振兴发展,与城市相比较,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明显比较薄弱,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很多难题都是由于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较低造成的,这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治理要面对和承认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个特点决定了只有依靠发展才是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难题的长期战略选择。乡村社会治理必须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尤其是乡村经济振兴、产业振兴,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解决乡村问题的办法是“人的流动”,即将人口从乡村迁移出来完成人的城市化,这种解决办法注定乡村将逐渐凋敝。相对于“人的转移”,其实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转移要容易的多,而且不会造成乡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失。所以,中国农村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是人的就地城镇化,但在后工业化时代,这种就地城镇化不能通过在农村兴办各类传统工业企业来实现,而必须依靠农业的提质增效、一二三产业融合、将农村生态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来实现——这也是乡村振兴关于产业振兴的基本思路。
  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乡村善治,就要实现经济发展要素在乡村的集聚,立足乡村的资源禀赋,吸引外部资本、先进技术和发展理念,让农民留在乡村、生产生活在乡村。乡村治理才有立足的根本,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三)扩大乡村治理主体范围,形成乡村治理网络合作关系   
  区块链本就是一个点对点形成的网络体系,这个体系中不存在一个中心,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区块链中的分工是职能的,任务重视能找到最适合执行它的主体。
  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效率质的提高,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力量组成协调的多元治理结构的作用。在多元治理结构中,乡村社会治理可以实现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与文化建设的有效分工和合作,从而可以大大促进乡村发展,同时又能更好协调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
  要形成多元主体间分工合理的网络关系,政府要转变职能,放弃管控社会思维,重点做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协调多元主体关系、提供参与的平台和制度保障、排除不当干扰的工作。人大、政协要发挥联系广泛、整合力量优势,成为农村群众与政府联系的固定渠道、维护权利的渠道。。要积极引入各类社会组织进入乡村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政府有益补充的作用,在村民培训、议事平台搭建、公共服务提供等诸多方面发挥其有益作用。要将乡村振兴过程中涌现的新经济组织及时纳入乡村治理网络体系,不段扩大治理网络的覆盖面。
  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乡村治理推动力量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是推动乡村治理的固本之举。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乡村治理的引擎,传播思想、保障参与、促成合作,创设平台,调动各方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乡村治理合力。
  (四)明确相关机制,建立乡村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系统,组成区块链的各个区块都是充分自主的,组成区块链,对于各个主体来说,不仅无损于其自主权利,反而由于区块链各主体的合作和区块链共识机制的作用,促进了主体交易的安全性、增加了信息储备、获得了合作利益。这是因为区块链中各个主体是充分联系的,依托现代网络技术发展,区块链内各个主体的互动是充分的、顺畅的。
  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也要充分构建各类机制,保证乡村治理的顺利推进。 一是民主决策机制。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保障乡村群众充分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让乡村群众不仅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能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拥有充分的表达、决策权。 二是项目推进机制。乡村社区就是多元主体合作治理这个网络体系的平台,各种主体以项目参与和推动的形式实现参与和治理。三是把乡村社会治理与乡村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结合,赋予村民自治实质性的内容。四是探索多元化的乡村治理实现形式。目前,已有一些乡村地区,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发挥基层创造性,创建了诸如“一事一议”、乡贤理事会、村民代表议事会等乡村社会自治的形式。
  (五)多措并举,落实乡村治理保障
  区块要能够顺利链接起来,除了本身的联系、沟通、衔接,外部也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排除对体系本身的不当干扰。
  乡村治理体系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说来,需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移风易俗,建立乡村社会新风尚。应进一步在广大农村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集体意识、法治精神和民主氛围。开展“道德模范”“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发挥身边榜样示范带动作用,发挥乡贤道德感召力量,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涵养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乡风。二是扫黑除恶、整治基层吏治。将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原则。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犯罪线索,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既严打黑恶犯罪,又严打幕后“保护伞”,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应大力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解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中遇到的问题。三是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守法用法,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建立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处理好农村中软法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系统梳理和修改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特别是结合经济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整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工作,指导修订村规民约,切实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行为。
  “区块链”是乡村治理的“升级版”(3.0版),它不是否定党组织领导,不是否定行政管理,而是更高层级的乡村自治性自组织,改变原来乡村治理的方式方法、路径思维和战略战术。(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年4月22日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峰会”上的演讲)
(编辑:张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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